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鄂豫皖蘇區的秘密交通與歷史作用

　　 近年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隱蔽戰線的斗爭情況日益受到學界關注，涌現了不少新成果。鄂豫皖蘇區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僅次於中央蘇區的第二大蘇區，“是我們黨的重要建黨基地，也是中國工農紅軍的誕生地之一”，創造了“二十八年紅旗不倒”的輝煌歷史。當時，鄂豫皖蘇區處於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包圍之中，人員和物資進出困難，軍事斗爭極其頻繁，生存環境異常惡劣，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健全秘密交通，成為黨中央和蘇區一項極其重要的緊迫任務。在黨中央的領導和幫助下，鄂豫皖蘇區的秘密交通網絡逐步建立完善，對鄂豫皖蘇區的創建、發展和壯大發揮了積極作用。

　　鄂豫皖蘇區秘密交通的建立

　　 我們黨很早就認識到秘密交通工作的極端重要性，1925年4月，黨中央指出：“這種工作（即黨內交通——引者注）在組織上的重要，等於人身上的血脈，血脈之流滯，影響於人的生死”（《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7—1949.9）》第8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之下，建立全國性的秘密交通網絡迫在眉睫。黨的八七會議要求盡快建立全國性的黨內交通網絡，遵照黨中央指示，鄂豫皖蘇區的秘密交通逐步建立並發展完善，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一類由黨中央建立，直屬於中央的交通線和交通站，這是從外部通往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同時，黨中央還協助蘇區各級黨組織建立秘密交通網絡。黨中央先后開辟了東西兩條從上海到鄂豫皖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在東線，1929年冬於合肥店埠鎮設立了中央交通中站，下設壽縣正陽關等4個分站，有交通員20余人，中央派人到鄂豫皖蘇區大多選擇東線﹔在西線，1931年4月以前，黨中央派人到鄂豫皖多由武漢交通站轉孝感進入，武漢交通站被破壞后，另外開辟了經鄭州、信陽、羅山、廣水交通站進入蘇區的秘密交通線。

　　 另一類由蘇區建立，是從蘇區通往外部的秘密通道，直屬蘇區或蘇區各級黨組織。例如，1930年3月，六安中心縣委在七鄰灣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建立永久的交通網與經常固定的交通工作”（《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財經史資料選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6頁）。1930年5月，信陽中心縣委整頓並加強了信陽城內法院胡同旅社、豫南大同醫院等秘密交通站點，同時在潢川、息縣等地設立了多處聯絡站。1931年4月，中共皖西北特委成立，建立了皖北（壽縣）中心縣委與鄂豫皖蘇區根據地的交通網絡，同時幫助阜陽縣委以長官、曹寨、沈丘為中心建立了18個聯絡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7~325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中央和鄂豫皖蘇區及周邊地區黨組織逐步形成了以武漢、孝感、信陽、合肥等城市為點和以平漢、隴海、津浦鐵路以及長江、淮河為線的秘密交通網絡，為鄂豫皖蘇區及周邊地區的革命斗爭作出了重要歷史貢獻。

　　鄂豫皖蘇區秘密交通的歷史意義

　　 黨的秘密交通承擔的任務主要有三項：一是傳遞各種文件和信息情報﹔二是向蘇區輸送緊急物資和從蘇區運出物資﹔三是護送干部進出蘇區或往來於白區各地黨組織之間。在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和殘酷“圍剿”下，完成上述任務需要高超的技術，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問題。對此，黨中央曾指出：“紅軍中的探訪與交通決不是技術問題，在今天更成為嚴重的問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秘密交通對於鄂豫皖蘇區的發展壯大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秘密交通是黨中央對鄂豫皖蘇區實施政治領導的關鍵保障。據鄭位三回憶：“中央的政策、號召起大作用，誰都以此為根據，所有參加革命的群眾都信仰黨中央的政策、號召，認為照那樣做就好”（倪忠文：《回憶鄭位三同志談鄂豫皖蘇區歷史中的幾個重大問題》，《武漢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鄂豫皖蘇區主要通過秘密交通與黨中央保持密切聯系，將中央的指示及時傳達到蘇區，同時也將蘇區的情況反映到中央。黨對鄂豫皖蘇區的政治領導，既體現在向蘇區派遣軍政干部，又體現在向蘇區傳遞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黨中央通過秘密交通線，向鄂豫皖蘇區派遣了大批黨政、軍事和技術干部，保証了黨對蘇區工作的領導。劉華清回憶說，“我們最大的問題是缺少干部，省委多次向中央寫報告要干部，特別是高級軍事干部”（《劉華清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9頁）。鄂豫皖蘇區秘密交通員曾護送許繼慎、徐向前、沈澤民、張琴秋、成仿吾、宋侃夫等大批干部進出蘇區，充實並加強了黨對鄂豫皖蘇區革命斗爭的領導。陶秉哲曾長期負責黨中央和鄂豫皖蘇區的秘密交通線，1930年至1934年間，他無數次往返於上海和鄂豫皖蘇區之間，中央的指示和文件由其經手下達到蘇區，蘇區的工作匯報、請示交他上達中央（《皖西黨史資料輯要》第2冊，中共六安市委黨史研究室2012年刊印，第94~98頁）。宋侃夫、徐以新、蔡威、王子綱在交通員的護送下抵達鄂豫皖蘇區，他們通力合作創建了蘇區的無線電通信系統。通過秘密交通，黨中央與鄂豫皖蘇區之間信息和人員的流動得到有效保障，使得黨中央能掌握蘇區的斗爭情況並及時指明斗爭方向。

　　 其次，秘密交通為打破敵人對蘇區嚴密的經濟封鎖提供了保障。國民黨對蘇區的封鎖極其殘酷，聲稱必須做到“使敵無粒米勺水接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他們在鄰近鄂豫皖蘇區周圍村鎮層層設卡檢查，食鹽、布匹、彈藥等民用、軍用物資匱乏成為蘇區生存和發展的重大障礙，物資的安全運輸也成為關系蘇區生死存亡的問題。為了打破敵人的封鎖，鄂豫皖蘇區黨組織在秘密交通線沿線及周邊地區以開設百貨店、布店、茶樓飯館等秘密交通站為掩護，為蘇區輸送藥品、醫療器械、印刷器材、通訊器材、布匹、食鹽、槍支彈藥等緊缺且急需的軍用、民用物資。這些物資經過偽裝后，由交通員攜帶或利用一些社會關系輾轉運到蘇區。例如，1929年5月，鄂豫皖根據地紅軍醫院創建初期，通過秘密交通到武漢購買藥品器材，逐步充實了醫院。1931年秋，合肥交通站站長程明遠率武裝交通隊從浦口接運一批武器彈藥返回，行至合肥縣王子城附近時，遭敵攔截，經激烈戰斗后擺脫敵人，最終完成了運輸任務。1930年冬，黨組織派顏文斗到合肥創辦書店作為秘密交通站，為蘇區購買了大批文具、藥品及其他必需物資。后來書店被敵破壞，顏文斗重新開設美林商店、同德藥房，為蘇區秘密輸送藥品等急需物資，一直堅持到1934年才被迫撤退。信陽縣柳林交通站通過各種關系，從雞公山、漢口等地購得手電筒、電池、鋼筆、懷表、西藥等送到根據地。對於中央和周邊地區黨組織支援根據地的物資，輕便的由交通員分別攜帶，笨重的則由武裝便衣轉運到目的地。1931年4月，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蘇區進行“圍剿”，蘇區物資十分匱乏。交通員李樂天送去一份重要情報：國民黨軍即將開赴壽縣正陽關駐防，目的是控制正陽關的大批食鹽、藥品、糧食和其他日用品。鄂豫皖分局對此信息高度重視，採取長途奔襲戰術，搶在敵軍之前佔領了正陽關，奪取了大批藥品、藥械、食鹽、糧食、布匹、煤油、紙張等蘇區急需的物資（馬啟俊主編：《名人與壽縣文化》，安徽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頁）。蘇區紅軍的日常用品，如衣帽、鞋襪、電筒、雨傘、醫藥等幾乎都是通過秘密交通供應的。每個交通站的選址和設立，或開店鋪，或設旅社，或建診所，或組家庭，均利用當地社會關系精心設計﹔加之秘密交通員大多是本地人，熟悉當地風俗習慣，利用社會職業做掩護，同敵人進行各種形式的斗爭，在解決紅軍部隊、黨政機關及醫院物資供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最后，秘密交通是鄂豫皖蘇區社會動員的重要推動力量。群眾路線是我們黨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之一，秘密交通線在動員蘇區群眾參加革命方面也發揮了積極作用。1929年冬，鄂豫皖邊區革命根據地初建，合肥地區黨組織委任陳良季為交通中心站副站長兼六安思古潭晁家油坊分站站長。1932年冬，陳良季到南鄉中派河一帶巡視工作，積極配合顏文斗等發動群眾，開展扒糧斗爭，把糧食分給貧苦農民。這些斗爭給貧苦農民帶來了希望，他們紛紛要求參加農會，革命力量一天天壯大起來（《安徽中共黨史人物傳》第6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6頁）。1932年春，紅二十五軍根據壽縣縣委正陽關聯絡站站長曹廣化提供的信息，在火神廟召開群眾大會，揭露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堅持打內戰的罪行，宣傳共產黨抗日、反蔣的主張及有關政策。會后組織打土豪分糧食隊伍，將囤積的100萬石糧食分給飢民（《中國共產黨安徽省六安歷史（1923—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300頁）。各交通站還積極為紅軍輸送新兵、籌集運送軍需品。1930年5月，應山縣委書記郭天民通過各處聯絡站，動員30多名青年參加紅軍，又在高店動員20多人參加鄂中游擊隊（《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史》，第323頁）。呂文遠、劉晉曾長期從事黨的秘密交通工作，經驗極為豐富。1933年元旦，他們肩負著黨的重托到許昌組建河南省工作委員會。到1933年夏，河南大部分地區的黨團組織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人物傳略》，武漢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327頁）。由此可見，秘密交通線和廣大交通員同時也是富有效率的“播種機”，他們在蘇區及其周邊地區散布了許多革命的種子，成為黨的社會動員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陳冬仿，系河南工程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