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邓小平（1904-1997），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201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110周年诞辰纪念日，为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从本期起，本刊特设专栏以示纪念。
1997年2月19日晚，一代伟人邓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虽然医疗专家全力抢救，尽管他的夫人卓琳声声泣喊“老爷子”，但最终奇迹没有出现，他什么也听不见了。
“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了，可是他老人家却走了。”噩耗随着电波传遍神州，中华儿女一片哀恸。
不幸的消息也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华人华侨及各国政要、国际友人等纷纷表达缅怀之情，整个世界与中国同哀。
医疗专家全力挽救，卓琳声声泣喊“老爷子”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可到了1997年2月邓小平真正病危时，境外的媒体反而没有说什么。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由于帕金森病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后来只能吞咽，也影响他活动。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医学专家吴蔚然说。
1996年12月12日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桌上——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不停的咳嗽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从他的家到301医院不过10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10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整个城市到处张灯结彩喜迎新年的到来。可是在301医院里，没有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他的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随身医护人员黄琳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有一阵子，邓小平的精神好一些，可以看电视，但他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他终于看到了电视中的自己，动动嘴角，笑了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录制的，有12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这时，她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直到多年之后，黄琳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那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一谈起邓小平的临终时刻，医护人员郭勤英的眼眶就红了。她说：“晚年，首长的病情有一些发展，行动不太方便，有时还是很痛苦的，一般人可能会难以忍受。但是，首长像平时一样，从不向医护人员提要求、要什么药，真是太坚强了。” 郭勤英清楚地记得，邓小平的病房总是很安静，他并没有因为痛苦而发出呻吟，进去的人如果不注意还以为房间里没有病人。“我们是尽量作出努力，让老人舒服点。这个老人从病了到最后是很不容易的”。
同样，医疗组医生傅春恩的心头也无法抹去那段记忆：“对疾病本身，可以说首长是坚持到底。他总是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在抢救过程中，他是十分痛苦的，但是没有吱一声痛。”傅春恩还谈到，邓小平的家属十分开明，非常理解医护人员，也十分相信医护人员，完全相信医疗组的治疗方案。“正因为他的家属十分配合，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得心应手，在治疗方面没有什么顾虑”。
“首长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首长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当然，每一套方案实施前，我们还是要请他的家属签字，他们只是履行形式上的手续，对我们特别的信任、放心。”据郭勤英介绍，到最后，邓小平的血管很不好找，“很不清楚，扎针扎不准，有时扎了好几针。这不是医护人员的技术不行，他的生命到晚期，血管的确找不准。常常扎好几针才找到（血管），首长也不说你什么，从没提出换一个人（扎针）。我们很心痛，也很佩服老人的毅力，以及他对疾病的态度”。
黄琳说：“我能体会到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他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曾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除夕夜，邓小平的病情较为平稳，营养室主任侯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