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 周年之际出版发行。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的又一部大型领袖人物传记，它全面记述了邓小平同志从少年时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又复出工作的这70 年间的主要经历和活动，反映了他在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历程中的光辉业绩和重大贡献；同时，传记还展示了传主在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历史关节点的深入思考与实践轨迹，以及他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崇高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境界和品格风范。
一九六○年冬，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连续两年大面积自然灾害的后果日益凸显，加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巨大，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特别是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为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实际产量减少六百亿斤。一九六○年粮食产量又进一步下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还减少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由此，城乡居民粮食供应量大幅度减少，一些地区饿死了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原本希望通过“大跃进”运动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尽快过上较好的生活，怎么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反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和教训，努力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进一步分析国内形势，确定和落实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按照惯例，全会前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十二月二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拟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等，并讨论整顿工业企业的问题。
三年“大跃进”给工业企业造成很大损害，管理混乱，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核算等制度废弛，设备损坏严重，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大幅降低。
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提议，起草一个像上年中共中央针对农业问题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紧急指示信”）那样的，主要讲工业整风方面政策的“宪法”式的文件。他说：
“现在摊子相当乱，要把总政策理出来，然后分口搞指示。如，工农业挂钩，工业支援农业，一定要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厂厂协作不允许把国家计划内的物资搞走，这些在政策上都要规定清楚。过去行之有效的对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整顿的制度也要写进去。现在对纠正农村错误已有一套方法，工业方面掌握材料还不多。工业情况同农村不同，生产是连续不能停，破坏起来损失严重，厂矿企业整风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口号下整。”
他还联系农村“共产风”和弄虚作假的现象，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制度和纪律”，工业企业整风要分批和有步骤地搞，要求少讲多做，从正面批评缺点，并要讲得适当。
邓小平这时对工业发展形势的看法还比较乐观。他认为：工业生产集中，工人队伍也比农民好些，整顿见效快。今后两年只要抓好农业，放慢工业发展速度，补充缺口，搞好生活日用品生产，再把干部、劳动、技术改革等一系列的政策认真搞好，把过去有的章程加以恢复，这样矫枉过正几年就好了。
这是邓小平在随后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最初酝酿。制定这个条例，成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提出要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会议总结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形成《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提出一九六一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这些，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定克服经济困难的方针政策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邓小平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还一边处理了几件急迫的事情。
从一九六○年夏季以来，全国许多地区严重缺粮问题越来越暴露出来。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存粮多的够用数十天，少的则用不到一个星期。在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期间，邓小平两次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粮食问题。他提出，首先要保证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供应，否则会出大问题。他同意周恩来再增加进口一批小麦的建议，同时又指出：“进口粮食是额外的，基础还要建立在自给上”，“一定要低标准，‘瓜菜代’搞三年”。他集中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提出要全面安排城乡群众生活：城市要抓好三店（粮、煤、菜店）一堂（食堂）的工作，以使群众情绪安定。农村要抓紧落实“紧急指示信”，自留地和养猪等政策还有些要补充。要把基本建设速度放慢，多用到轻工业和民用生产方面。他还提出，要把有关政策定一下，严格控制财政、金融、基建、材料调拨等。他设想，通过“在整风中把干部积极性搞起来，把生产搞好”，“再加上利用国际条件，进口三年粮食”，渡过经济困难。他说“总要花三年时间转过来”。
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一些具体办法，也初步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些思路。
邓小平一直关注西藏的工作。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第二天，他又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刚从西藏考察回来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杨静仁的汇报。西藏从一九五九年平叛以来，基本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民主改革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熟悉西藏工作的邓小平觉察到，中共西藏工委在工作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急躁情绪，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子迈得大了一些。
上年十月下旬，中共西藏工委曾向中央书记处提交《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列举了西藏农业区民主改革任务完成后出现的一些好情况，认为“这些情况，都说明了在西藏地区已开始出现了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某些条件”，从而提出“在今冬明春在农业区重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由自治区、专区、县三级试办”，各级“试办一个或两个”。中共中央收到西藏工委的报告后，立即于十一月十五日发出通知，指出“西藏地区在几年之内不应试办合作社”。通知尽管发出了，中央还是有些不放心，请正在西藏协助西藏工委工作的杨静仁作实地考察。
邓小平在听取杨静仁的汇报后，坚决地指出：西藏工作要接受内地教训，政策要防“左”防急，要稳。“在西藏不要多出章程，多出点子。例如粮食统购统销的限度，要根据习惯、条件逐步来。要休养生息，改革后让农民生活天天向上。把内地办法搬去一半或三分之一都是不得了的。”“手工业方面要兴办一些。粮食要少征购，让农户存粮自己交换”。“总之，政策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民家里有存粮，牛羊多点，修点房子。不要公家‘顺手牵羊’。这个政策恐怕不只三年五年，而是十年八年。这样安定下来。农富要放在一家一家上，不要放在一团一团上，包括牧区，要一家一家算。要让群众真正满意。合作社五年内不搞，让农户富起来。”
邓小平这时明确提出“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户富起来”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这虽然是对西藏情况说的，但实际上反映了他关于调整农村政策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十多年后，他领导和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初衷还是为了让农民富起来。
邓小平还指示李维汉主持搞一个能够“管五年”的关于西藏工作指示，“把经济政策、统战政策等包括在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李维汉按照邓小平的意见组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对于稳定西藏各方面工作的政策和西藏发展的形势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讨论通过李富春《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最初是李富春在一九六○年七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鉴于当时发现的问题，提出应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整顿、巩固和提高。他同邓小平交换意见，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邓小平认为应该将其作为编制一九六一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八月，国家计委即在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发展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国务院审议这个报告时，周恩来提议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充实”二字，由此形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是调整，主要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结构、比例，巩固生产建设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初步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这几年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干部思想方法上存在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没有准确了解城市和农村的客观实际情况，情况不明瞎指挥。为此，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都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我们党在历史上做调查研究是比较认真的，近些年来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一个实事求是年，使各级领导在工作中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于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即决定南下浙江、湖南、福建、广东、贵州和四川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行前，邓小平安排了中央书记处和他所分管的铁道部、石油部的工作。铁路运输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他一直是紧抓不放。一月二十四日，他听取铁道部负责人的汇报。三天后，他亲自召集铁路系统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铁路工作情况和改进铁路系统管理体制的问题。考虑到铁路运输管理工作的特点，他在讲话中要求，铁路部门立即建立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党委书记兼管政治部，搞半军事化的组织，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铁路正点运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提出要尽快恢复包乘制和包检包修、经济核算、客货运整理、安全检查等制度，“要搞奖励制，不要搞平均主义”。后来，他从南方调研回京后，又于三月八日和二十八日，两次听取铁道部负责人的汇报和布置检查工作。
这一时期，在邓小平的严格指导督促下，铁路系统在全路开展安全正点立功运动，普遍建立了以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使铁路运输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保持畅通无阻，为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月二十八日晚上，邓小平偕同杨尚昆等一行乘火车离京南下。他们先在上海、杭州短暂停留，于二月一日到达福州。在福州，他们考察了漆器厂、木刻厂、石刻厂和特种工艺展览以及福州市郊的黎明人民公社，了解工农业生产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四日晚，他们到达湖南省株洲市。五日，参观了株洲市的三三一厂和三六一厂。这两个工厂是“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建设中的两个项目，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导弹生产厂和冶炼合金厂。邓小平叮嘱厂领导说：“搞工业是科学，蛮干不行。过去几年的教训，把老本吃光了，虽然跃进了，但不持久，坐飞机上去，坐电梯下来。在今后的日子里，领导干部要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变外行为内行。”
接着，邓小平一行先后到达广州和昆明，并短暂逗留。在昆明过春节后，他们乘飞机到达成都。在成都郊区的金牛公社，他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后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还专门谈到金牛公社的情况。说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像长得那么坏的庄稼”，之前社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他们就是不搞”，“十二条一下去，就看到那里的人在拼命干”。由此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政策对，也要方法对，不能只简单靠政治挂帅，当然政治挂帅一定不能丢，“但是没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原则还是不行的。没有按劳分配，他就不尽所能”。
邓小平一行返京时路经河南，考察了还没有完全竣工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时大坝已经完工，雄伟的一百多米高的大坝锁住了肆虐的黄河。邓小平登上坝顶，看到碧波荡漾的人工湖，高兴地赞叹“黄河水清了！”他提醒在场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要认识到改造黄河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晚上车到郑州，他们又在火车上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工作汇报。河南省在“大跃进”中大放“高产卫星”，大搞高指标、高征购和几个“大办”，再加上两年的自然灾害，一九六○年冬天出现严重的非正常人口死亡。这时省委正在贯彻“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整风整社工作。邓小平嘱咐他们说：“战胜困难的关键在于调动积极性，一个是干部的积极性，一个是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干部的处理宁肯不及，不要过，不要随便戴帽子。”“重要的问题是鼓气，不要灰溜溜的。要多种蔬菜，多养猪，搞好群众生活。”
这期间，毛泽东正领导着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作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紧急指示信”贯彻后，农村纠正“五风”取得一定的进展，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社队规模过大，特别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非常突出，导致群众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外，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各自的职权是什么，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公社的领导体制基本是“党委书记一长制”，非常容易再度产生“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问题。为了调整人民公社的政策，改善和加强人民公社的管理，毛泽东在南下调查研究中，开始着手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
三月四日上午，刚刚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就同周恩来、彭真一起乘机飞往广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讲话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提议全国六个大区分片在北京和广州召开会议，深入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和正在由陶铸、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六个大区的分片会议于三月十日、十一日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和西南三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东北、华北和西北三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北会议”。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提倡全党各级领导干部亲身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并在会上印发不久前刚找到的他三十年前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编者注）。三月十三日，他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参加“三北会议”的人写信，要求他们对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其中特别提出“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
“三北会议”第二天，西北各省、区和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就提出把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的意见，这就要改变原来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邓小平和周恩来将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考虑把两个会合在一起开，以便把问题讨论清楚。这样，就决定提前召开原定于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三月十四日上午，邓小平同刘少奇、周恩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其他人一起，乘飞机到达广州。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及粮食、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开会方式主要以小组讨论为主。
这次会议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第一次比较从容地坐下来较为彻底地讨论和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当时农村所出现的严峻困难局面，给大家提供了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讨论问题的客观环境。与会人员畅所欲言，比较透彻地检查了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及所犯错误的原因。邓小平会后评价说：“大家想讲的话都讲了，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对的就是不对的。”
三月十九日和二十三日，邓小平先后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和全体大会上讲话，总结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要保持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
他说：
全国胜利后搞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几亿人口的吃、穿、用，那时我们的工作是比较细致、比较谨慎的，党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还是保持的。从中央到下面的干部，对情况都比较熟悉，社会主义改造猛是猛，但是都经过试点相当细致，是经过多年政治准备和工作准备，步骤是稳妥的。对搞经济建设我们不懂，但很长时间搞市场和物价，这方面还是搞得比较好的。在工业方面，我们按部就班搬苏联的经验，发展比较慢，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于是提出是否可以搞得更快一些，搞得更好一些的问题。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社运动出现高潮，形势很好，我们头脑就不够冷静了。资本主义工商业非改造不行，手工业也要改造，但是搞得快变成全民的了。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以后事业兴旺起来，我们也有一点经验了，就比较马虎了。人民公社在北戴河会议后一哄而起，中央听取意见也是按级听汇报，群众的呼声听不大到；许多事情没有充分研究和试点，就是那么一下子推广开去，使工作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这个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就是缺乏一个根本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心中无数，情况不明，办法当然就不对，因而决心愈大愈糟糕。
邓小平还在小组会上和三月二十三日的中央工作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诚恳地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他说：
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央的具体工作由书记处主持，作为中央常委和主席的助手，党给的权力很大，责任很重。工作做得不是一切都不好，挡门市的日常事务工作还是做得不坏。主席也说，书记处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但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检验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如钢铁的第二本账、粮食产量、公社规模等，我们都是赞成的。有些问题不是没有察觉，对农业搞虚假曾提出过意见，但对问题只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没有认真下去调查了解把问题摸清楚，给常委同志提出意见。当然在这过程中，也有反对意见和人民来信，我们却没有及时抓住问题进行检查，而且当时觉得总的形势是好的，不要伤害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这几年工作的错误与成绩，不管是三七、二八开，还是一九开，教训都是沉痛的。
针对会上许多人由于集中摆了工作中的错误而感到“灰溜溜”的情绪，邓小平在中南局、华北局小组会上说：不管怎样，成绩肯定是主要的，没有那么一种空气，一千八百万吨钢是搞不上去的。搞了这么多钢，有了一定的工业水平，搞了这么多水利，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党的总路线和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就是方法出了问题，要把这一总的精神掌握住。
邓小平指出改正错误的根本方法是加强调查研究。三月二十七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政策上是解决平均主义，方法上是提倡搞调查研究，县以上领导机关要把调查研究恢复起来，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各中央局，各部门，各系统，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要去解剖一个麻雀，常年的去联系一个点、两个点，不断收集情况。只有调查研究，你才能心中有数。”此前他在中南局、华北局小组会上的讲话中，还特别指出要搞好工业的调查研究。他说：“现在农业比较清楚了，工业还很不清楚。农业上的问题大体相同，而工业则很不同，几十万个厂子千差万别。我们要放下官架子，自己搞出些经验。”“坐而言要少，起而行要多。这几年工作不深入，有些浮。”
邓小平的讲话，代表了当时党内相当多数领导干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初步反思。但可以看出，这主要还是从具体政策及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的反思。大家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的没有错，只是具体政策和方法上有错误。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原则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六十条”草案共十章六十条，明确规定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并强调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以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草案还规定：在生产队（包括食堂）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六十条”草案的贯彻实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和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城乡严重的经济困难，推动全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转变党的作风，产生了重要作用。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于三月二十三日结束后，中共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先后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仍在南方继续指导三个调查组工作，刘少奇从广州直接回到家乡湖南作调查，朱德到河南、陕西、四川等地作调查，周恩来则在四月底至五月初赴河北作调查。
邓小平记着毛泽东三月中旬信中提出的要他和彭真到北京郊区作调查研究工作的意见，但他还需要处理手头一些急迫的工作。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他先后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铁道部负责人会议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报告会等一系列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具体布置各部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他特别重视工业战线，指示国务院有关部委都要由部长亲自搞点，结合调查研究进行工业整风，研究怎样使工业生产搞得更好一些，为在五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计划问题做准备。
四月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决定按照毛泽东指示，派出十个调查组分赴“三北”、山东、四川等地的有关省、区调查。会上讨论了由廖鲁言起草的调查提纲，议定十个调查组的组长和工作地点，即：廖鲁言到山西晋东南，胡耀邦到辽宁，谢富治到河北邯郸，王从吾到黑龙江，钱瑛到甘肃，陈正人到四川，王观澜到陕西，徐冰到山东，习仲勋到河南，杨尚昆到河北安国和徐水。
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了调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他指出：调查研究的内容要以“六十条”草案为核心，“根据各地特点进行调查”，“总的是研究一下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几个阶段的情况比较，整理一部分原始材料，作为研究问题用；一部分是概括的，要简单归结为几个问题”，要同农民认真讨论，“调查中采取客观态度，分析各阶层、各类型、各种经济条件不同的农户”，不存主观成见，只以勤务兵、平等、小学生的态度，同地方同志讨论。
邓小平和彭真商定，他们两人直接带领和指导五个调查组到北京郊县开展调查。他带两个组到顺义，彭真带三个组到怀柔。
邓小平把各项工作安排好后，于四月七日下午带着卓琳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曹幼民等，加上北京市委派出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常浦和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轻车简从，到达顺义。他们乘坐的火车悄悄停靠在牛山火车站附近的道岔上。为了不给地方增加负担，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一般就吃、住在火车上。据张大中和当时的顺义县委第一书记李瑜铭后来回忆：“邓小平在顺义时和普通干部一样，顿顿吃的都是‘瓜菜代’。河里打上来的水草，煮一煮也摆上了总书记的饭桌。唯一的一次改善伙食，还是经请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要采用分别召开县级、公社级和生产队级干部座谈会的方法作调查。为了了解社员生活的真实情况，他把卓琳派到上辇村农民孙旺家住了一个星期。他派曹幼民到上辇村、张大中到北小营村，重点调查如何克服平均主义、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原则，以及怎样办好食堂等问题。
社队规模大小，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管理和劳动的效率，更是直接关系到生活资料和收入分配。邓小平到达顺义的第二天，便召集县委负责人座谈会，全面了解农村生产生活情况。在谈到调整社队规模问题时，邓小平提出：看来还是要根据群众要求，早些把社队规模定下来，公社规模的调整可以靠后一些。考虑得充分一些，要联系到水利、机械化、加工业、手工业、商业、供销社等问题来考虑。春耕大忙季节来了，要用最快和最简便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耽误生产。
四月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木林、牛栏山和张喜庄三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座谈会。会上反映：基层干部、群众在讨论农业“六十条”草案时，提出公社、大队规模太大，最远的离公社二十多里。全县八个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管辖村子多，穷富差别大，但都被拉平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希望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群众对瞎指挥有意见，希望国家早点把征购粮的数字定下来，以便心中有数。邓小平听取情况反映后明确说：总的原则基础是三包，多产的可以多留，无论如何不能拉平，各小队生产结果不同，吃粮就不能一样。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和好坏，工分和口粮也要有差别，而且差别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激发群众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
要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就必须调整直至废除生活资料分配供给制。人民公社化以来，实行按人口分配的粮食供给制，粮食分配与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不挂钩。“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粮食百分之三十按人口分配，百分之七十按劳分配，即三七开。这虽然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但很多群众认为按劳分配的部分还是少了，提出二八开或一九开，有的甚至提出只对五保户或困难户给予照顾，其余完全按劳分配。但在当时的思想认识条件下，按劳分配的部分太大甚至完全实行按劳分配是很难的。而邓小平又确实感到在人均年分配七十元以上的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实行三七开没有问题，而人均年收入五十元以下的生产队实行三七开就有问题了。于是他提出：“供给制三七开的原则还是要坚持，现在有条件的就可以实行；条件不够的可以把供给制比例缩小一点，将来增产了再实行三七开。”
经过十几天的深入调查了解后，邓小平对供给制与实行按劳分配的矛盾有了新的认识。后来，他在调查研究结束后写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应该废除三七开的供给制。
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食堂问题。食堂吃饭不要钱，这曾被认为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集中表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对待食堂的态度更被看作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问题。但食堂一直是群众意见最多的问题之一。“六十条”草案对食堂的规定比较灵活，提出可以办多种多样形式的食堂。那么食堂到底应该怎样办，这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一次号召调查研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开头几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就同县和公社干部讨论了食堂问题。这时，他还是倾向于把食堂办好。他说：“公共食堂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群众的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正是困难时候不能一哄而散。总的方针还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把优越性表现出来。”他希望真正把食堂办好，提出要把食堂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管理，单独搞经济核算，食堂占用的劳力不能超过百分之十，多了就不合算。
后来，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他的这一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四月十八日，他参观白庙村公共食堂，在实地更直接地了解到社员群众对食堂的尖锐意见，随后在牛栏山公社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在“大跃进”运动中，各地农村不顾实际条件，一哄而起大办养猪场，劳民伤财。反“五风”后，很多地方又搞“一刀切”，一律停办养猪场。邓小平对生产队的养猪问题很关注，作了详细了解。四月十五日，他在有生产队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上说：“你们是个传统的养猪县，社员喜欢养猪，也有经验，把这个传统扔了很可惜。一头猪不仅能赚二十多元钱，肥料还能养二三亩地，一人一头猪，没有化肥也能丰收。”“中国大，靠化肥怎么靠得住？你们这里土地和水利条件都很好，就是肥料问题制约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他鼓励干部们争取“今年明年，加上后年，搞一人一头猪”，尽快把养猪事业发展起来，既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北京市和顺义县后来一直把养猪作为农业生产的重点之一，制定奖励养猪和生猪购留比例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顺义县养猪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北京市猪肉供应的重要基地。上辇大队“到一九六二年底，共养猪一千多头，已经达到每人一头”。
顺义县是全国的机械化重点县之一，邓小平注意了解了这里的农业机械化问题。在到顺义第二天召开的县委负责人座谈会上，他就问机耕的土地是不是产量要高一些？他说：“顺义县地理条件好，应该找出一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道路来。从耕地、耙地到播种、中耕、收割，将来都要实现机械操作，耕耙当然是基本的，现在做到机耕的地方都要保证耕得好，增加产量。要像管理工业企业那样来管理农业拖拉机站，拖拉机手的待遇应同工人的待遇一样。”
四月十六日，邓小平到城关公社拖拉机站，参观拖拉机车库，又看了修配车间，了解各种型号拖拉机的质量和使用、修理等